编者按：
随着智能化加速渗透，商业技术正打破军地边界，深度融入现代战争全链条，成为重塑作战形态、左右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因素。俄乌、美伊局部冲突实战印证，商业卫星、民用无人机、生成式AI、公有云算力等成熟商用成果，已全面嵌入侦察感知、指挥决策、精准打击与态势评估各环节，开辟现代战争全新场景。传统军工体系周期冗长、迭代滞后，已无法适配智能化战争极速演进需求。美军加速引入商业AI科技巨头，重构军工供给体系，以民商化、快捷化、新质化重塑战力生成模式。全球军事竞争已从单一装备性能比拼，转向商用技术吸纳转化、军民生态协同、实战数据闭环迭代的体系能力之争。本系列聚焦前沿动向与战场实践，系统解构商业技术军事化的演进逻辑、实现路径、格局差异与体系隐患，研判未来战争发展趋势，为深化军民协同、布局国防新质战斗力、把握未来竞争主动权提供参考。
2026年5月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与SpaceX、OpenAI、谷歌、英伟达、反射人工智能、微软、亚马逊云科技、甲骨文八家公司达成协议，把它们的人工智能能力部署到IL6与IL7两级机密网络，用于数据综合、态势研判与作战决策支持。八家公司中没有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这类传统平台型主承包商。它们提供的模型、算力、机密云与卫星通信原本主要面向全球商业市场，如今进入美军IL6、IL7等高密级机密网络环境。商业科技企业由此成为美军智能化能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AI企业进入美军机密网络示意图
图片来源：美国战争部，Classified Networks AI Agreements
这次协议并非孤立动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国防部已经以GenAI.mil为入口，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部门网络中规模化使用，并把建设以人工智能为先的军队列为方向，围绕作战、情报与企业运营三个领域加速接入商业模型。前沿模型、算力、云与数据由此被纳入涉密作战和国防保障体系，军工供给的内容、组织方式与供应商来源随之改变。传统平台与主承包商仍是装备建设的基础，智能化能力供给已经形成新的入口。
商业人工智能能力进入军队，要先在商业市场中形成，由资本市场遴选和定价，再经军方接入与使用。资本市场决定哪些公司能够成长、值多少钱，是这一供给变动中的一个机制；美军围绕已经在市场中成形的供应商，重新安排采购与接入方式，是变动的主线。这一变化没有整体替换原有军工体系，但人工智能能力作为新的供给类型进入后，正在改变美军选择供应商、安排合同、接入能力和控制风险的方式。
传统平台型供给体系难以适配商业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
01冷战后形成的平台型供给体系趋于固化
美军转向商业人工智能，首先因为为武器平台设计的供给体系跟不上这类技术的更新速度。这套体系的形态在冷战结束后定型。1993年7月，时任国防部长阿斯平与副部长佩里在五角大楼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告知冷战后预算将大幅下滑，现有数量的承包商无法全部存活，要求行业加快合并，这次聚会后被称为“最后的晚餐”。此后数年，美国国防预算下降超过15%，主承包商由数十家收缩为5家，国防工业基础围绕少数大型平台承包商稳定下来。遴选哪家企业、以何种合同和价格进入项目，主要由国防采办程序在国家采购一侧塑造。这一封闭结构在冷战与其后的单极时期长期稳定。
遴选和定价集中于国家采购程序，使旧体系对预算之外的资金与技术来源吸纳能力不足。在这一结构中，企业价值主要由其在采办项目中的位置决定，私人资本很难像投资商业软件和人工智能企业那样，绕开国防项目周期直接推动供应商快速成长。当供给内容是周期长、状态稳定的平台时，这种封闭性能够提供稳定来源；当供给内容转为迭代快、由商业市场主导的人工智能时，封闭性开始成为吸收新技术的障碍。美军现在要解决的矛盾，是原有采办体系按飞机、舰艇、导弹这类平台运转，而商业人工智能按软件和模型的节奏更新。
02重大装备采办周期与人工智能更新速度错位
这一体系的运转效率近年持续承压。美国政府问责局2025年度武器系统评估显示，国防部最昂贵的106个武器项目计划投入近2.4万亿美元，重大采办项目从启动到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的平均周期已接近12年，较上一年又增加18个月。针对航母、战机、导弹等复杂平台设计的论证、评审、测试与列装程序，有利于控制风险，却难以跟上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节奏。程序运转速度与技术更新速度之间存在明显错位。
2023—2024年美军重大防务采办项目交付周期变化
图片来源：美国政府问责局，Weapon Systems Annual Assessment: DOD Leaders Should Ensure That Newer Programs Are Structured for Speed and Innovation
采办程序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之间的节奏差，已经成为美军能力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兰德公司2025年的研究认为，继续以传统采办体系获取生成式人工智能，会使国防部承受过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若按重大装备流程推进，容易在需求论证、合同设计、测试认证与系统集成环节消耗大量时间。技术尚未完成部署，商业市场已经完成换代。对美军而言，人工智能的价值既取决于模型性能，也取决于更新能力能否持续接入任务体系。一次性交付的平台逻辑难以契合这一要求。正是这种速度差，推动美军把智能化能力更多转向商业渠道获取。
根本差异在于供给对象已经发生变化。武器平台是一次成型的资产，验收以技术指标为准，列装后能在数年里保持相对稳定；人工智能能力是持续更新的服务，一旦停止迭代，性能很快落后于前沿水平。为定型资产设计的论证、测试与列装程序，套用到需要不断更新的服务上，结果往往是程序尚未走完，所采购的能力已经不再前沿。美军要持续使用前沿模型，只能改变供给接入方式，沿用平台程序无法解决这一矛盾。
03成本压力和无收入等待期推动商业渠道进入
高端平台路径的成本压力同步上升。政府问责局2024年的报告显示，F-35维持成本估算已由2018年的1.1万亿美元升至2023年的1.58万亿美元，增幅约44%，机队可用率长期低于目标水平。成本与升级周期持续挤压预算空间，使智能化能力难以继续完全依附重资产、长周期、强定制的平台路径。供给路径的转换已经在单兵智能装备领域出现。2025年，微软与安杜里尔宣布由安杜里尔接手陆军综合视觉增强系统生产及后续开发，Azure作为相关人工智能工作负载的首选云平台，该安排仍需国防部批准。这一调整显示，军方在部分智能项目中开始弱化封闭式开发路径，转向防务科技企业牵头、软硬件协同更新的方式。
平台型程序还内含一个没有收入的阶段。企业从原型研制到列入量产，往往要经过数年论证与审计，其间缺少稳定订单收入。依赖国防市场的传统承包商能够凭借在位地位与长期合同度过这一阶段，迭代快、以商业市场为主的人工智能公司没有理由按这一节奏等待。程序设计与商业技术经营节奏之间的错位，是旧体系难以直接吸收这类供应商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续各项变化的共同背景。
供给对象的变化：从武器平台到模型、算力、云与数据
01供给基本单位由有形平台扩展到数字能力
美军采购和接入的能力，已经从武器平台扩展到模型、算力、机密云、卫星通信、数据工具与智能体工作流。2026年5月协议中的八家公司，分别占据这些环节：OpenAI、谷歌与反射人工智能提供前沿模型和智能体能力，英伟达提供加速算力，微软、亚马逊云科技与甲骨文提供云平台和机密部署环境，SpaceX提供卫星通信与战场连接。供给的基本单位，由一架飞机、一艘舰艇这样的有形平台，扩展到一套模型、一项算力服务、一条通信链路。
这些能力大多是双重用途的商业产品。前沿模型、云服务、加速芯片首先面向民用与企业市场开发，国防应用是其能力的一种延伸。供给对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供应商主体由专门的国防承包商，扩展到主要依托商业市场成长、同时进入国防应用场景的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云、数据和软件能力领域，军方采购的对象越来越多是经过商业市场检验的通用技术产品，按军用规格从零定制的比重相应下降，军工供给与商业技术市场的产品边界更加接近。
02商业通用技术改变军方与供应商关系
采购对象变化后，军方与供应商的关系也随之改变。采购有形平台时，军方是产品定义者，承包商按军方需求研制；采购通用商业能力时，产品形态主要由商业市场决定，军方更多成为重要采用者之一。供给对象越接近商业市场的通用产品，军方对其规格与演进方向的单独影响力越有限。军工供给由面向单一买方、按军方需求定义的体系，向面向广泛市场、由商业逻辑塑造的体系开放。
03云、智能体工作流和数据成为新的供给环节
在模型进入涉密网络之前，云平台先要提供部署、调用和安全隔离环境。2022年，国防部把联合作战云能力合同授予微软、谷歌、亚马逊与甲骨文4家，总额可达约90亿美元，情报任务另有单独的机密云基础设施。后续的机密网络人工智能服务，都需要云平台承担模型部署、权限管理、数据调用与安全隔离。机密云环境是否具备，决定商业模型能否进入涉密任务；统一云接口是否打通，决定模型、数据与作战流程能否形成稳定连接。军方需要同时接入模型与支撑模型的基础设施，供给对象边界由此扩展到整条技术栈。
智能体工作流则是美军近期重点采购的新能力。2025年7月，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向Anthropic、谷歌、OpenAI、xAI四家公司各授予上限2亿美元的两年期合同，用于开发面向国家安全任务的智能体工作流。这笔投入指向的是广泛适用的通用商业技术，并未进入传统承包商的专用军事研发。供给对象从有形平台向模型与软件能力扩展，改变了军工供给的基本单位，也使供给更新节奏向商业产品靠拢。
数据也是这轮供给变化中容易被低估的部分。模型的军事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涉密数据进行适配、检索、验证和反馈。数据的采集、标注、治理与回流能力，决定商业模型能否在具体任务中形成稳定能力。供给对象因此不止于模型与算力，也包括支撑模型运转的数据流程。军方对数据的组织，构成商业模型转化为军事能力的前提。
供给组织方式的变化：专门机构、机密平台与灵活合同
01专门机构把商业技术发现从传统采办中分离出来
为接入这些商业能力，美军建立了一套区别于传统采办的组织方式。奥巴马政府时期，国防部设立国防创新单元，在商业技术一线对接可用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后，国防部组建“丽马”特遣队评估其军事应用，并由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统筹采用商业前沿模型的路径。这些机构的作用，是把技术发现、能力评估和早期接入从传统采办流程中抽出来，直接到商业市场寻找可用能力。
02机密平台把模型接入变成持续服务
在接入通道上，国防部搭建了名为GenAI.mil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把经过授权的商业模型接入不同密级的网络环境。按官方说明，该平台在5个月内已有约130万名人员使用，产生数千万次调用。五月的八家协议沿这一通道把商业能力推进到IL6、IL7机密网络。机密平台的存在，使商业能力接入不必为每一项应用单独立项，改以平台对接方式持续进行，模型可以随版本更新而替换或叠加。
传统采办以项目为单位，交付即完成一个周期，升级需要重新立项；商业人工智能能力需要随模型更新持续接入，供给关系由阶段性交付转为连续性服务。专门机构负责发现，机密平台负责承载，灵活合同负责签约，三者衔接起来，使军方能够在不重启项目的情况下跟随技术迭代更新所用能力。组织方式的这一调整，是平台型程序难以完成的。
03灵活合同和商业优先原则压缩接入周期
国防部随后用战略文件和改革文件把这一路径制度化。国防部2026年1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加速战略，确立作战、情报与企业运营三个方向，提出建设以人工智能为先的军队，并以一组限期推进的重点项目带动接入。同期发布的国防创新生态改革文件强调转向模块化架构、持续测试评估与更快的技术插入，改变作战需求、采购机制与技术供给之间长期脱节的状态。这套安排的目标，是把商业人工智能市场的迭代节奏导入国防体系，使供给更新由项目周期转为持续过程。
合同与采购通道相应调整。前述四份人工智能合同采用原型其他交易协议，位于标准联邦采购条例程序之外，以缩短签约周期。2025年11月，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采办体系重大改革，确立商业优先原则，要求优先采用商业现成方案。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推动采办体系转向基于能力组合的模型、扩大商业产品的优先采购，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的Tradewinds通道为采购商业人工智能提供专门入口。这些工具的共同指向，是让商业供应商能够以接近商业的方式与军方签约。
美国国防部Tradewinds人工智能采购平台页面
图片来源：美国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Tradewinds
灵活合同有其代价。绕开标准采购条例，意味着部分常规竞争、审计与监督程序被简化，换取签约与交付速度提升。这一取舍反映出军方对速度的优先排序，也使供给规范程度与可追溯性面临新的问题。组织方式的灵活化，与监督充分性之间需要重新平衡。
组织方式的调整缩短了商业供应商进入军方的周期。据公开报道，新进入者接入机密级网络环境的时间，已由此前的较长周期压缩到数月之内。在这轮变化中，军方最能主动调整的，正是接入方式。供给对象由商业技术形态决定，供应商由商业与资本市场形成，军方对二者的源头塑造能力有限；接入机构、平台与合同则由军方自行设计。美军通过这一部分的调整，把外部已经形成的商业能力，转化为可在涉密条件下使用的军事供给。
供应商形成机制的变化：先经资本市场遴选与定价
01供应商在获得国防订单前已经完成市场筛选
美军选择的商业人工智能供应商，大多在获得国防订单之前，已经由资本市场完成遴选与定价。这一形成机制，与传统承包商依靠采办项目逐步成长的路径不同。近年投向国防与双重用途技术的风险资本大幅上升，2025年创下纪录，大量流向自主系统、人工智能与作战软件等领域。这些资金使企业能够在拿到国防订单之前，依靠私募市场完成能力扩张与技术迭代，先形成能力，再获取订单。
AI防务科技企业图谱
图片来源：CB Insights，The AI in Defense Tech Market Map
资本市场对供应商的筛选，早在国防部签约之前就已经开始。安杜里尔是一个例子：其估值在2025年6月约为305亿美元，2026年5月经新一轮50亿美元融资升至610亿美元，一年内翻倍；该公司2025年营收约22亿美元，并于2026年3月获得陆军约200亿美元的10年期软件与武器合同。这类投资在军方接触之前，先行决定哪些公司能够获得足以支撑量产的资金。等到军方选择供应商，可选范围已由市场收窄。市场看重的是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能力与扩张前景，与采办程序看重的合规记录、审计经验和项目履约传统并不相同。
02资本估值先于军方采购信号形成
些公司的价格，也先由市场给出。其估值由资本市场对前景的预期确定，量级往往超过单个国防合同本身。帕兰提尔2025年第四季度的美国商业收入同比增长一倍以上，政府收入增长约66%，其市值已超过部分传统主承包商。反射人工智能在2025年完成高额融资后，估值快速上升，2026年又被报道寻求超过200亿美元估值。资本对这类公司的定价依据的是战略前景，先于稳定产品收入，也先于明确采购信号；美军纳入这些供应商时，它们的规模与价格已经由市场塑造。
这一形成机制正在改变国防承包格局。对国防采购数据的分析显示，2020年以来，国防部授予人工智能专业公司的合同快速增长，这类公司在国防收入中的份额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承包商。美军对此的态度，是承认并与之对接：政府在国防部任用具有私募与对冲基金背景的人选，军种以竞赛和快速原型方式遴选技术，把类似风险投资的筛选方式引入采购前端。资本市场在供给链上游为美军筛选并标价候选供应商，军方的选择在这一基础上展开。
03军方选择叠加在市场选择之上
这一形成机制的基础，是人工智能能力的双重用途属性。前沿模型、算力与云服务的主要市场在民用与企业端，企业依靠商业收入即可支撑研发与扩张，不需要依赖国防订单维持存续，资本据此对其整体前景定价。供应商先在商业与资本市场中成长、定型，再被军方接入，与传统承包商先获采办项目、再依国防预算成长的次序不同。军方的遴选因此叠加在市场遴选之上，能够进入军方候选范围的，基本是已经获得资本支持、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司。
这种次序使军方在供应商形成阶段的影响力下降。一家公司能否成长为可供选择的人工智能供应商，主要由商业市场与资本决定，军方介入的环节后移到从已成形的公司中挑选与接入。军方仍是重要客户，国防订单仍有分量，但塑造供应商队伍这件事，已经更多发生在国防体系之外。
供给控制难度的上升：用途边界、合同关系与供应链安全
01供应商使用政策开始反向约束军方
商业人工智能供应商进入供给体系，也给美军带来新的控制难题。Anthropic与国防部的分歧，集中暴露了这一问题。该公司自2024年底通过与帕兰提尔的合作向国防部供货，2025年3月推出面向政府的Claude Gov，后续通过政府和国防渠道扩大Claude在高安全环境中的应用；作为合作条件，国防部需要遵守该公司的可接受使用政策。由供应商以使用政策划定军方的使用范围，是传统承包关系中较少出现的情形。
分歧出现在使用边界上。2025年秋，国防部希望获得对该公司模型的不受限使用，Anthropic不同意取消其长期设定的两项限制，即不得用于对境内民众的大规模监控，不得用于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这类供应商的收入主要来自商业市场，国防订单占比有限，军方原有的以合同约束供应商的方式对其作用不足。控制难度的上升，根源在于供应商的存续并不依赖国防订单。
02安全审查和多供应商准入成为新的控制手段
分歧此后扩展到合同与安全层面。2026年3月，国防部将Anthropic列为供应链风险，要求承包体系清理其人工智能产品，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对一家本国公司作出此类认定。供应链风险认定原本多用于外国或不可信供应商，将其用于一家本国商业公司，反映出在常规合同手段之外，军方开始借助安全权限处理与此类供应商的关系。该认定随后遭到Anthropic起诉，法院审查中对国防部动机与法律依据提出质疑，相关限制仍处于诉讼和执行调整之中。
到2026年5月，国防部选择用多供应商准入来处理这一问题。国防部把机密网络的准入同时开放给八家公司，被列为供应链风险的Anthropic不在其列，官方解释是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从公开文本看，OpenAI协议中也保留了国内大规模监控、完全自主致命武器等红线，说明分歧并不只在抽象原则层面，也涉及军方、供应商围绕执行权限、例外条款和合同控制权的具体安排。把准入分散到多家供应商，是军方在难以单独约束某一家供应商的条件下，管理依赖、保持供给连续的方式。
控制难度还体现在依赖的不对称上。这些公司的估值与收入建立在商业市场之上，国防订单对其经营影响有限，军方的部分关键能力则越来越依托这些公司提供的模型与平台。模型可用范围与可执行任务类型，部分由供应商政策界定，军方在使用前需要接受这些界定。多家商业企业接入涉密网络，增加了供应链审查与合同控制难度；模型快速更新压缩了安全测试与稳定性评估时间；机密云集中部署带来权限管理与数据隔离压力。控制难度的上升，来自供给对象、供应商性质与接入方式的同时变化。
军工供给体系的形态转变
综合各项变化，美军依托商业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自身军工供给体系。这一重塑包含四个方面的转变。供给内容从武器平台扩展到模型、软件、算力、云和数据，军工供给的基本单位由有形装备扩展到数字能力。供应商结构从少数主承包商主导，转向多元科技企业的组合供给，单一平台承包商不再是供给的唯一支柱。交付方式从一次性项目交付，转向持续迭代的能力接入，供给关系由阶段性转为连续性。资金支撑从主要依靠国防预算，转向商业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防采购共同支撑。
这几项变化是连在一起发生的。供给内容转向软件，要求交付由项目制转为持续接入；持续接入要求供应商能够快速迭代，而具备快速迭代能力的，多是依靠资本市场成长的科技公司；多元供应商组合，又把资金支撑分散到商业与资本市场。四者叠加，把军工供给从一个围绕平台、由国家主导的封闭体系，推向一个围绕能力模块、与商业和资本市场连通的开放体系。
军事人工智能产业分层结构图
图片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Mapping the Military AI Industry
在这一转变中，国家仍保留若干关键位置。它是最终购买者，掌握机密网络准入权限，拥有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审查与强制工具。这些位置使国家在接入与使用环节保持影响力。与此同时，供给对象的形态、供应商的成长与定价，更多发生在国家直接掌控之外。这轮变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军方能够主动设计接入规则，却越来越难以决定哪些企业会先成长起来、哪些技术会率先成熟、哪些能力会被市场推到前沿。
美军军工供给体系的这一转变仍在推进。供给内容、组织方式与供应商结构的调整尚未定型，相关制度也在随之调整。可以确定的方向是，商业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进入并改变军工供给构成，平台型供给与商业技术供给将在一段时间内并存，军工供给体系的形态由此区别于冷战结束以来的稳定状态。后续能否稳定下来，关键看两点：商业技术供给能否同原有平台型供给可靠衔接，军方对用途边界、合同关系和供应链安全的控制能否跟上接入速度。
原创 蓝天 黄朝峰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
